一秒记住【。3。】，
由于安德鲁法国在1796到1798年的欧洲战场上，持续击败奥普俄三国，给予重生之后的波兰，一种强而有力的安全保障，还有政治、外交与经济上的鼎力支持。
不仅如此，以巴拉斯、科翁泰、瓦莱斯基为首的波兰执政官政-府长期的不懈努力，引导整个波兰社会各阶层上干万民众，营造出有利改革的现实环境。
此外，波兰之所以能够进行士地赎买政策的另一个大前提，就是国家，应该说是中-央政-府必须拥有充裕的财政支付能力。
应巴拉斯执政官的邀请，法国经济专家组得出的初步估算：从1799年开始，在未来的15到20年之内，华沙政-府需要分摊购买的士地总面值额，将会多达10亿法郎，折合约有20亿兹罗提。
如果再加上各种不可控因素，以及未来的利息支出等等，估计将不低于40亿兹罗提，为最初预算的两倍，甚至更多。
毫无疑问，波兰的执政官们深知，眼下的波兰王国不说是一穷二白，但也属于一贫如洗。哪怕是他们砸锅卖铁，也凑不出来这40亿兹罗提（折合20亿法郎）。
基于此，巴尔斯等人就只能去找新国王马克西姆的生父，法兰西的第一执政官，当时还住在瓦津基宫的安德鲁-弗兰克。
需要说明的，马克西姆的名字明显没有波兰化。所以，等到新国王长到14岁，在正式回到华沙之前，必须拥有一个全新的波兰名字。对此，无论是安德鲁，还是夏洛特夫人都没有表示反对。
“发行波兰建设债券”，这就是安德鲁给予巴尔斯的建议。至于主导政策的金融机构，自然是交给了法兰西银行。
如今的法兰西银行，已经发展成“欧洲征服者”希望看到的那种金融巨鳄，可以协助安德鲁执政官控制欧洲大陆的经济命脉。
只是这一次，在法兰西银行为波兰政-府的长期融资方案中，拉上了一个实力强劲的帮手，就是以罗斯柴尔德家族代表的“法兰克福-德意志”犹太财团，以及旗下的法兰克福商业银行。
在“德意志保护者”安德鲁的默许下，梅耶·罗斯柴尔德将法兰克福的犹太人资金联合起来，并逐步向德意志各邦国的犹太社区扩展实力，不断吸纳犹太同胞，及同情者手中的各种闲散资金。
在去年年底，正式获得了法兰克福自由市公民权的梅耶·罗斯柴尔德，牵头成立了法兰克福商业银行。
而这位非常懂得来事的犹太商人，在银行成立之初，就成功说服了董事会的合作股东，将商业银行总股本的10%，以象征性的五百勒塔的价格，“卖给”了法兰西第一执政官，欧洲的征服者，德意志（莱茵联邦）的保护者，安德鲁-弗兰克。
不仅如此，在法兰克福商业银行董事会的12位成员中，除了安德鲁的代理人外，还有法兰西银行的代表。那是法兰西银行以2亿法郎的合理价格，获取了法兰克福商业银行20%的原始股本。
毫无疑问的，梅耶·罗斯柴尔德的此举，是希望得到上位者的支持。至于主动出售股本，引入法兰西银行参与法兰克福商业银行的运营与管理，这也是梅耶向安德鲁表明心迹，他和他的犹太银行无意去挑战法兰西银行在德意志地区的统治地位。
也正是这一系列的谨慎操作，大大消除了安德鲁的戒心，使得法兰克福商业银行能在一年多的时间里，从法兰克福一地，迅速拓展到全德意志30多个重要城市，其中就包括柏林、维也纳、汉堡、埃森、纽伦堡、汉诺威、科隆、斯图加特、德累斯顿、莱比锡等地。
今年10月间，得益于法兰西银行与法兰克福商业银行，联手包销了“波兰建设基金”的第一期，约10亿兹罗提的士地债券，这使得巴尔斯等人最为头疼的资金难题能够顺利解决。
既然钱不再是拦路虎，而国家的大政方针也早早的确定了，接下来的工作，就是组建一个社会各阶层能接受的管理团队，去领导波兰的士地改良运动。
在安德鲁的建议下，内阁财政大臣科万塔伊神父，成为了“农委会”的第一任主管。
早在20多年前，这位科万塔伊神父就在协助主教们打理波兰天主教会的财产，他对全波兰的士地、庄园，及权贵们隐匿的财富知道很多。
与法国一样，波兰的天主教的职人员同样可以担当国家公职，就如同法国的红衣主教，黎塞留公爵那样。
所谓的“农委会”，全称叫做“研究农民问题委员会”，在履行中-央行政职能的各个机构中，这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临时部门。
因为是科万塔伊神父兼任担当“农委会”的第一任主-席，所以，未来20年里，该机构负责人，基本都是由内阁财政大臣来兼任。
最开始的时候，众人以为组建这个“农民委员会”的目的，只是为了研究与讨论波兰境内的数百万农奴事务而存在的。
然而，在安德鲁坚持下，波兰的三位执政官赋予了科万塔伊神父极大权力，不仅能随时得到情报部门和军警的全面配合，甚至还可以请求当地军队，严厉镇压蓄意反抗或拒绝合作的农奴主，以及到处煽风点火的左派激进分子。
从1798年11月正式开始，前后持续了20年，诞生于法国的近代社会的文明制度，最终惠及到全波兰的数百万农奴，以及涅曼河以东的广大地区。一秒记住【。3。】，
改革之初的时候，波兰的大部分地区，尤其是中部与北部地区，60%的人口，都属于农奴或半农奴。这些人被完全束缚在士地上，生产效率十分低下。
当农奴遭遇地主（农奴主）的肆意鞭打，甚至被处死时，地主不需要在法律上付出任何代价，只需赔偿一头驴子。
另外，未经地主的书面允许，麾下农奴们不得私自入城雇工。即便获得允许，农奴们收入的大部分也必须上缴给地主，以便冲抵没完没了的劳役和税赋……
总之，波兰的农奴制度，严重妨碍了以自由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经济的发展。
从表面上看，农奴的解放感觉非常容易，只需要巴尔斯政-府联合代表民意的波兰国会，发布一道命令就可以完成，如同1794年的塔德乌什·柯斯丘什科领导的波兰大起义那般。
可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解决士地的分配，那些没有耕种地的农民，为了生计，又不得不重新依附于他们原来的农奴主，再度委身为农奴。因为农奴的经营权，是同他们的农奴义务结合在一起的。
对于存在波兰近干年的毒瘤，曾有雅各宾派的激进分子反复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：即效仿法国式的大革-命，实施血腥残暴的士地革-命，可以方便快捷彻底解决这一社会难题。
然而，科万塔伊神父对此却竭力反对，坚持认为这种看似合理的野蛮措施，不符合波兰当前的内忧外患的艰难国情。
如果将所有罪责统统归于大贵族与农奴主的贪婪，显然是极为不公平，且有失公允的，必须依照契约的精神，以公平、合理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。
一次，科万塔伊神父在波兰国会上发言时，毫不客气的指出：
“……这些激进的爱国者（雅各宾派份子）的确找到了国家落后的正确问题，却给出了一个极为错误的答案。如果这样去做，势必让波兰重蹈法国大革-命的混乱覆辙，陷入无政-府主义与官僚主义相互替换的深渊。
那些激进者竭力倡导的所谓革-命，无非是以扎荣契克为代表的，一群不得志的中下阶层的暴戾分子，他们以血腥残暴等手段，取代城市贵族与士地所有者，将他们自己打扮为新式贵族与统治者的一个财富掠夺过程。”
依照科万塔伊神父的表述，一旦等到革-命成功之后，新兴的官僚主义者势必会导致以低成本获取社会资源，或者垄断资源，进而获得暴利，而这种暴利既不是通过竞争来获取得的，也不是因为官僚资本创造了足够多的社会财富，本质上是对其他社会团体创造财富的掠夺。
所以，这种官僚资本主义的暴利，绝大部分是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实现的，而不是自己创造的。
因为官僚资本占有了超过自己创造财富的其他团体的财富，而这种财富并非通过技术进步获得的有效财富，所以官僚资本主义必然导致社会整体资源配置的低效率，削弱其他资本的发展能力；
可以说，它是最糟糕的国家资本形态，属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。
……
基于科万塔伊神父的谨慎考虑，为有效管理翻身之后的农民，令其不能投靠或依附于原有主人，波兰政-府定决定增设乡（镇）公所与乡（镇）法庭。
最初，这两个乡镇机构不是由各村代表选举产生，而是被政-府或军队强行指派的，那是科万塔伊神父刻意强调的结果。直到5年之后的1804年，才最终放开各个乡镇的自由选举权。
乡（镇）公所的主要事务，是负责摊牌和征收捐税及徭役，监督农民按时完成税赋及徭役；代替上级传达和贯彻法令，维持社会秩序。
为保证公平与公正，乡（镇）公所施行“三人负责制”，本地拥有士地与财产的乡绅地主和贵族获得一个席位；由华沙大主教集中培训之后，重新委派的外地神职人员享有第二个席位；最后一个席位属于担当治安官的军事警察或退役军士。
在乡（镇）公所的三人团中，所有决议都施行一票否决制，防止乡绅贵族相互间串联，警惕心怀不轨的农民从中勒索，阻碍君主内阁对乡镇各项政策的施行。
应该说，乡（镇）公所的成立与运作，这是中-央政-府第一次将行政治理权，成功延伸到波兰社会的最基层。
从1804年开始，乡（镇）公所的“三人团”，变成了“五人团”，除了贵族、神父与治安官外，又增加了代表政府利益的税务官，以及当地教育官员，主要是中小学的校长。
…….
由于安德鲁法国在1796到1798年的欧洲战场上，持续击败奥普俄三国，给予重生之后的波兰，一种强而有力的安全保障，还有政治、外交与经济上的鼎力支持。
不仅如此，以巴拉斯、科翁泰、瓦莱斯基为首的波兰执政官政-府长期的不懈努力，引导整个波兰社会各阶层上干万民众，营造出有利改革的现实环境。
此外，波兰之所以能够进行士地赎买政策的另一个大前提，就是国家，应该说是中-央政-府必须拥有充裕的财政支付能力。
应巴拉斯执政官的邀请，法国经济专家组得出的初步估算：从1799年开始，在未来的15到20年之内，华沙政-府需要分摊购买的士地总面值额，将会多达10亿法郎，折合约有20亿兹罗提。
如果再加上各种不可控因素，以及未来的利息支出等等，估计将不低于40亿兹罗提，为最初预算的两倍，甚至更多。
毫无疑问，波兰的执政官们深知，眼下的波兰王国不说是一穷二白，但也属于一贫如洗。哪怕是他们砸锅卖铁，也凑不出来这40亿兹罗提（折合20亿法郎）。
基于此，巴尔斯等人就只能去找新国王马克西姆的生父，法兰西的第一执政官，当时还住在瓦津基宫的安德鲁-弗兰克。
需要说明的，马克西姆的名字明显没有波兰化。所以，等到新国王长到14岁，在正式回到华沙之前，必须拥有一个全新的波兰名字。对此，无论是安德鲁，还是夏洛特夫人都没有表示反对。
“发行波兰建设债券”，这就是安德鲁给予巴尔斯的建议。至于主导政策的金融机构，自然是交给了法兰西银行。
如今的法兰西银行，已经发展成“欧洲征服者”希望看到的那种金融巨鳄，可以协助安德鲁执政官控制欧洲大陆的经济命脉。
只是这一次，在法兰西银行为波兰政-府的长期融资方案中，拉上了一个实力强劲的帮手，就是以罗斯柴尔德家族代表的“法兰克福-德意志”犹太财团，以及旗下的法兰克福商业银行。
在“德意志保护者”安德鲁的默许下，梅耶·罗斯柴尔德将法兰克福的犹太人资金联合起来，并逐步向德意志各邦国的犹太社区扩展实力，不断吸纳犹太同胞，及同情者手中的各种闲散资金。
在去年年底，正式获得了法兰克福自由市公民权的梅耶·罗斯柴尔德，牵头成立了法兰克福商业银行。
而这位非常懂得来事的犹太商人，在银行成立之初，就成功说服了董事会的合作股东，将商业银行总股本的10%，以象征性的五百勒塔的价格，“卖给”了法兰西第一执政官，欧洲的征服者，德意志（莱茵联邦）的保护者，安德鲁-弗兰克。
不仅如此，在法兰克福商业银行董事会的12位成员中，除了安德鲁的代理人外，还有法兰西银行的代表。那是法兰西银行以2亿法郎的合理价格，获取了法兰克福商业银行20%的原始股本。
毫无疑问的，梅耶·罗斯柴尔德的此举，是希望得到上位者的支持。至于主动出售股本，引入法兰西银行参与法兰克福商业银行的运营与管理，这也是梅耶向安德鲁表明心迹，他和他的犹太银行无意去挑战法兰西银行在德意志地区的统治地位。
也正是这一系列的谨慎操作，大大消除了安德鲁的戒心，使得法兰克福商业银行能在一年多的时间里，从法兰克福一地，迅速拓展到全德意志30多个重要城市，其中就包括柏林、维也纳、汉堡、埃森、纽伦堡、汉诺威、科隆、斯图加特、德累斯顿、莱比锡等地。
今年10月间，得益于法兰西银行与法兰克福商业银行，联手包销了“波兰建设基金”的第一期，约10亿兹罗提的士地债券，这使得巴尔斯等人最为头疼的资金难题能够顺利解决。
既然钱不再是拦路虎，而国家的大政方针也早早的确定了，接下来的工作，就是组建一个社会各阶层能接受的管理团队，去领导波兰的士地改良运动。
在安德鲁的建议下，内阁财政大臣科万塔伊神父，成为了“农委会”的第一任主管。
早在20多年前，这位科万塔伊神父就在协助主教们打理波兰天主教会的财产，他对全波兰的士地、庄园，及权贵们隐匿的财富知道很多。
与法国一样，波兰的天主教的职人员同样可以担当国家公职，就如同法国的红衣主教，黎塞留公爵那样。
所谓的“农委会”，全称叫做“研究农民问题委员会”，在履行中-央行政职能的各个机构中，这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临时部门。
因为是科万塔伊神父兼任担当“农委会”的第一任主-席，所以，未来20年里，该机构负责人，基本都是由内阁财政大臣来兼任。
最开始的时候，众人以为组建这个“农民委员会”的目的，只是为了研究与讨论波兰境内的数百万农奴事务而存在的。
然而，在安德鲁坚持下，波兰的三位执政官赋予了科万塔伊神父极大权力，不仅能随时得到情报部门和军警的全面配合，甚至还可以请求当地军队，严厉镇压蓄意反抗或拒绝合作的农奴主，以及到处煽风点火的左派激进分子。
从1798年11月正式开始，前后持续了20年，诞生于法国的近代社会的文明制度，最终惠及到全波兰的数百万农奴，以及涅曼河以东的广大地区。一秒记住【。3。】，
改革之初的时候，波兰的大部分地区，尤其是中部与北部地区，60%的人口，都属于农奴或半农奴。这些人被完全束缚在士地上，生产效率十分低下。
当农奴遭遇地主（农奴主）的肆意鞭打，甚至被处死时，地主不需要在法律上付出任何代价，只需赔偿一头驴子。
另外，未经地主的书面允许，麾下农奴们不得私自入城雇工。即便获得允许，农奴们收入的大部分也必须上缴给地主，以便冲抵没完没了的劳役和税赋……
总之，波兰的农奴制度，严重妨碍了以自由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经济的发展。
从表面上看，农奴的解放感觉非常容易，只需要巴尔斯政-府联合代表民意的波兰国会，发布一道命令就可以完成，如同1794年的塔德乌什·柯斯丘什科领导的波兰大起义那般。
可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解决士地的分配，那些没有耕种地的农民，为了生计，又不得不重新依附于他们原来的农奴主，再度委身为农奴。因为农奴的经营权，是同他们的农奴义务结合在一起的。
对于存在波兰近干年的毒瘤，曾有雅各宾派的激进分子反复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：即效仿法国式的大革-命，实施血腥残暴的士地革-命，可以方便快捷彻底解决这一社会难题。
然而，科万塔伊神父对此却竭力反对，坚持认为这种看似合理的野蛮措施，不符合波兰当前的内忧外患的艰难国情。
如果将所有罪责统统归于大贵族与农奴主的贪婪，显然是极为不公平，且有失公允的，必须依照契约的精神，以公平、合理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。
一次，科万塔伊神父在波兰国会上发言时，毫不客气的指出：
“……这些激进的爱国者（雅各宾派份子）的确找到了国家落后的正确问题，却给出了一个极为错误的答案。如果这样去做，势必让波兰重蹈法国大革-命的混乱覆辙，陷入无政-府主义与官僚主义相互替换的深渊。
那些激进者竭力倡导的所谓革-命，无非是以扎荣契克为代表的，一群不得志的中下阶层的暴戾分子，他们以血腥残暴等手段，取代城市贵族与士地所有者，将他们自己打扮为新式贵族与统治者的一个财富掠夺过程。”
依照科万塔伊神父的表述，一旦等到革-命成功之后，新兴的官僚主义者势必会导致以低成本获取社会资源，或者垄断资源，进而获得暴利，而这种暴利既不是通过竞争来获取得的，也不是因为官僚资本创造了足够多的社会财富，本质上是对其他社会团体创造财富的掠夺。
所以，这种官僚资本主义的暴利，绝大部分是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实现的，而不是自己创造的。
因为官僚资本占有了超过自己创造财富的其他团体的财富，而这种财富并非通过技术进步获得的有效财富，所以官僚资本主义必然导致社会整体资源配置的低效率，削弱其他资本的发展能力；
可以说，它是最糟糕的国家资本形态，属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。
……
基于科万塔伊神父的谨慎考虑，为有效管理翻身之后的农民，令其不能投靠或依附于原有主人，波兰政-府定决定增设乡（镇）公所与乡（镇）法庭。
最初，这两个乡镇机构不是由各村代表选举产生，而是被政-府或军队强行指派的，那是科万塔伊神父刻意强调的结果。直到5年之后的1804年，才最终放开各个乡镇的自由选举权。
乡（镇）公所的主要事务，是负责摊牌和征收捐税及徭役，监督农民按时完成税赋及徭役；代替上级传达和贯彻法令，维持社会秩序。
为保证公平与公正，乡（镇）公所施行“三人负责制”，本地拥有士地与财产的乡绅地主和贵族获得一个席位；由华沙大主教集中培训之后，重新委派的外地神职人员享有第二个席位；最后一个席位属于担当治安官的军事警察或退役军士。
在乡（镇）公所的三人团中，所有决议都施行一票否决制，防止乡绅贵族相互间串联，警惕心怀不轨的农民从中勒索，阻碍君主内阁对乡镇各项政策的施行。
应该说，乡（镇）公所的成立与运作，这是中-央政-府第一次将行政治理权，成功延伸到波兰社会的最基层。
从1804年开始，乡（镇）公所的“三人团”，变成了“五人团”，除了贵族、神父与治安官外，又增加了代表政府利益的税务官，以及当地教育官员，主要是中小学的校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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